2025 卡尼曼 - 思考，快与慢
生活就像点菜，饥饿时菜会点得特别多但吃一阵就会意识到浪费;如果慢条斯理地盘算怎么点菜，别人已经要吃完了。这就是决策的复杂性。
对别有见地的闲谈有所期待是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的强大动力，其作用比新年计划更大，更能提升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决策能力。
大多数印象和想法都是从意识经验中得来的，而人们是感知不到这一过程的。
对经验法则的依赖必然会导致人们判断时的成见
我们在审视自己时，往往更容易采用系统2，认为自己头脑清醒，富有逻辑，抱有信仰，善作抉择，能够决定自己想要什么和该做些什么。尽管系统2的运行体现在行动中，但自主运行的系统1才是本书的重点。我将系统1描述成自主而初始的印象和感觉，这种印象和感觉是系统2中明确信念的主要来源，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抉择的主要依据。系统1的自主运作诱发了极其复杂的理念模式，但只有相对缓慢的系统2才能按部就班地构建想法。
测量了这两条线的长度，你--你的系统2，即你称为“自我”的意识体--就会有一个新的信念:你知道这两条线是等长的。当被问及它们的长度时，你也会如实说。然而，你肉眼所见的依然是下面那条线比较长。你选择相信测量的结果，但无法控制住系统1带给你的直观感受，即使你知道这两条线长度相同，但是仍然无法把它们视为等长的线。想要消除这种错觉，唯一能做的就是当你再看到两条平行线，并且线的两端有朝向不同方向的箭头时，必须学会怀疑自己的感觉。要贯彻这一规则，你必须具备识别这种错觉模式的能力，能够回忆起你所了解的相关知识。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你就再也不会掉入缪勒-莱耶错觉的陷阱了。但是，你眼中所见的两条线肯定还是一条长一条短。
系统1是自主运行的，我们无法随意使其停止，因此直观思维所导致的错误常常难以避免。我们不可能一直没有成见，因为系统2可能对系统1产生的错误毫无所知。即使对可能发生的错误有所察觉，也需要系统2进行强有力的调控和积极的运作才有可能避免。然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时刻保持警觉性并不是一件好事，想要这样做也并不实际。总是质疑自己的想法会使我们的生活非常枯燥乏味，因为系统2在代替系统1进行日常抉择时总是耗时很长且非常低效。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妥协:学会区别常会出现重大错误的情境，在风险很高的时候，尽力避免这些错误。前文中曾提到过，发现别人的错误总比发现自己的错误更容易
你可以将上述两个系统想象为大脑内部的两个人，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能力
和局限性
尽管系统1和系统2是本书的主题，但我必须要澄清一个事实，即两个系统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它们只是我杜撰出来的角色。系统1和系统2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实体，没有错综复杂的组成部分，也不是大脑中某个固定的部位。
系统2的典型特征表现在其各项活动都需要努力，但其自身却很懒惰，除了必需的努力外，它不愿多付出，哪怕是一点点。
虽然系统2认为是自己选择了人们的想法和行为，可实际上，这些选择都是在系统1的引导下完成的，系统1才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然而，一些至关重要的任务却只有系统2才能执行，因为这些任务需要付出努力和控制自我，由此方可抑制系统
1产生的直觉和冲动。
文章结束处有两张吸引人的照片，照片是同一个漂亮女人，但其中一张照片中的她显得比另一张中的更加漂亮。造成这种不同的唯一原因是:在更漂亮的那张照片中，女人的瞳孔比较大，而另一张的瞳孔比较小。
他发现瞳孔就像是大脑运转情况的灵敏指示器--它们在人们进行乘法运算时会扩散，在人们解决更为困难的问题时扩散得更大。
瞳孔大小的数据与受试者的体验非常吻合:数字位数越多，瞳孔扩散得越大;任务的难度与付出的努力相符合;瞳孔扩散到最大的时候也正是付出努力最多的时候。与立刻重复一个7位数相比，4位数的加1任务会使瞳孔扩散得更大。加3任务则更为困难，这项任务是我所观察到的要求最高的任务。仅仅在前5秒钟，瞳孔就扩散了50%，心跳每分钟增加了7拍。这是一个人能达到的最大工作极限--如果超过这个极限，人们就会自动放弃。当我们给实验受试者的数字超过他们所能承受的范围时，他们的瞳孔就会停止扩散或是收缩。
我们大脑的生活步调(现在我爱用系统2的生活步调来代替)大多像是在悠闲地散步，有时候会变成慢跑，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如短跑冲刺。执行加1和加3任务时，大脑就像是在短跑冲刺;而平时随意的聊天，大脑就如同在漫步。
我们发现，如果人的大脑正处于冲刺的状态，就有可能(对次要信息)产生有效的
屏蔽。
当你对执行一个任务越来越熟练时，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就会降低。对大脑的各项研究证明，与行动相关的活动模式会随着熟练程度的加强而变化，一些大脑区域将不再参与其中。天才也是如此。通过观察瞳孔变化和大脑活动，我们发现高智商的人往往需要较少的努力便可解决同样的问题。
如果达成同一个目标的方法有多种，人们往往会选择最简单的那一种。
在经济行为中，付出就是成本，学习技能是为了追求利益和成本的平衡。因为懒惰是人类的本性。
慢思考最耗费脑力的思考形式就是那些催你思考的形式。
即使你靠脑力劳动谋生，在日常工作中也极少有类似加3或是类似马上记住6位数这样极具挑战性的任务。我们通常会分几个简单的步骤来执行任务，以避免大脑超负荷运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将中间结果储存在长期记忆中或是记在纸上，而不是简单地堆积在工作记忆中。我们不紧不慢地绕着远路向目标靠近，通过最省力法
则来管理我们的思维活动。
我每年都要在伯克利待上几个月，在那里，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每天在山间小路上散步4英里，领略旧金山湾的风景。通常我会记录散步所用的时间，也由此对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有相当的了解。我发现自己大概用17分钟就可以走完1英里的路程。当然我也耗费了体力以这一速度行走比我坐在靠椅上要消耗更多的热量，但行走中我并没有感受到精神压力，也没有内心矛盾，更无须催促自己前行。以这个速度散步，我还能边走路边思考。事实上，我觉得散步能唤醒身体的感应，使大脑思维更加敏锐。
加快散步速度会完全改变我的散步体验因为加快速度会使我的连贯思考能力明显下降。只要一提速，我就要注意逐渐加快行走速度，要刻意保持更快的速度，将一连串想法加以总结的能力便相应下降了。我在山上行走能保持的最快速度是每14分钟走完1英里，不过这样一来，我根本什么事都想不了。沿着小路快速行走不仅要付出体力，还需要大脑的自我控制，以防止自己减速。自我控制和仔细思考很明显要抢夺努力的有限预算。
不断转换任务和提高大脑运转速度从本质上说是不会让人感到快乐的，人们总是尽可能避开这种情况，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最省力法则能成为法则。即使没有时间的限制，保持连贯的思维也需要此法则。有人曾观察并记录我写作的一个小时内查收电子邮件或打开冰箱的次数，这可以说明我想要逃离写作的欲望，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手-我的自我控制力完全达不到工作的要求
好在并不是所有认知工作都令人厌恶
有时并不需要意志力的支撑，人们也能花很长时间和大量精力进行一项工作。
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Mihaly
Csikszentmihalyi)对这种无须作出努力的状态的研究比别人都多，他将这种状态命名为心流，而且此名称已成为一个心理学术语了。体验过心流的人将其描述为“种将大脑注意力毫不费力地集中起来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使人忘却时间的概念忘掉自己，也忘掉自身问题”，他们对这种状态所带来的愉悦感的描述非常吸引人，米哈里称之为“最优体验”。很多活动都能带来心流体验，不论是画画还是摩托车比赛。我认识几个作者，出书就是他们的最优体验。对于一个作者而言，这样容易满足是件幸事。心流巧妙地区分了两种努力形式:对任务的关注和对注意力的严格控制。以每小时150英里的速度骑摩托车和在象棋大赛中角逐都需要付出努力，然而在心流状态下，集中注意力关注吸引人的事并不要求自我控制。因此，我们要将所有资源都用于手头上的任务才好。
有几项心理研究表明，人若既有认知任务在手又同时受到诱惑的影响，就容易屈从
于诱惑。
系统2在忙碌时，系统1对行为的影响会更大。
当人们忙于认知活动时，更有可能作出自私的抉择，会用带有性别歧视的字眼，并在社交场合作出肤浅的评判。记住和重复这些数字会减轻系统2对行为的控制，当然，认知负担不是自我控制减弱的唯一因素。喝几杯酒，或者一夜没睡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早起的人的自我控制力会在晚上受到影响，而夜猫子的自我控制能力则会在早晨受到影响。过多关注自己完成一项任务的结果，就会给其短时记忆增加毫无意义的思想负担，进而影响其整体表现。结论非常明显:自我控制需要集中注意力，需要付出努力。换种说法就是，控制思想和行为是系统2的任务之一。
鲍迈斯特的小组屡次发现，刻意掌控意志
和进行自我控制很辛苦。如果你必须强迫自己去做某件事，而此时这件事又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你就会很不情愿或是根本无法进行自我控制。这种现象被命名为自我损耗(ego depletion)。
在另一项实验中，受试者要首先经过自我意志的损耗，他们会吃不同的食物，包括小萝卜、芹菜等，同时还要抑制住吃巧克力和饼干的想法。后来，当这些人面对困难的认知任务时，会表现得比通常情况下更轻易放弃。
关于自我控制的情形和任务很多，也很复杂。这些情况既包含思想斗争又要抑制自身倾向的需求，见下面的例子:
- 不去想北极熊。
- 对震撼人心的电影抑制情感的共鸣。
- 对矛盾的事作出选择。
- 试着让他人眼前一亮。
- 对同伴不好的行为委婉回应。
对系统2有高需求的活动同样需要自我控
制，而发挥自我控制力既有损耗又很枯
燥。与认知负担不同，自我损耗至少会令
人丧失一部分动力。
在一项任务中控制自我后，在另一项任务中就感受不到自己在努力，但只要你真的想做，就一定能做到。在几次实验中，如果受试者有强大的动力抑制自我损耗的影响，他是完全能够做到的。相反，如果你必须在执行某项任务的过程中以短时记忆记下6个数字，此时即使不断努力也是行不通的。自我损耗和认知投入并非同一种思维状态。
鲍迈斯特小组最惊人的发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大脑能量这一概念不仅仅是个比喻。神经系统消耗的葡萄糖比身体其他部位消耗的都要多，而且需要付出脑力活动的成本显然要比葡萄糖高。在积极进行复杂的认知推理或者忙于要求自我控制的任务时，人的血糖就会下降。这种情况和短跑运动员在短跑时肌肉中的葡萄糖储备量下降是相同的。这一概念的大致含义是，自我损耗的影响能通过注射葡萄糖得到缓解，而且鲍迈斯特和他的同事们也通过几个实验证实了这一假设。
聪明不仅是指推理的能力，也指在记忆中搜寻相关信息和在必要时调动注意力的能
力。
他对系娼聵筷统2的两个部分作了明确区分，这一Э惀瞵领璉鼎十分明显，斯坦诺维奇称其为泾渭分明的两种“思维”。其中一种思维(他称其为算法)负责的是慢思考和要求很高的计算活动。有些人在这些脑力活动中比他人做得更好，他们在智力测试中超越他人，并且从一项任务转换到另一个任务上时，他们往往更快、更高效。不过，斯坦诺维奇瓠认为，高智商并不能消除成见。要想消除成见，还需具备另一种能力，他称其为理性。斯坦诺维奇对理性之人的定义和我之前说到的“勤快人”有相似之处。他的核心观点是我们应当将理性和智力区分开来。在他看来，肤浅的或者惰性思考是一个反思缺陷，是一个理性错误。这是个引人注目且发人深省的想法。为了论证自己的想法，斯坦诺维奇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在某种情况下，球拍和球的问题以及此类问题比传统的智力测验(比如智商测试)更能反映出我们对认知错误的敏感度。关于智力和理性之间的区别是否会引出更多的新发现，时间最终会告知我们答案
突破是科学研究的重点，而我们理解联想机制的第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对测量方式的改进。几十年前，唯一研究联想的方法是向众人提问，比如“当你听到'天’这个词时脑海中最先出现的词是什么”，研究者记录了不同回答出现的频率，比如“夜晚”“晴天”，或者“日间长”等。在20世纪80年代，心理学家发现，看到一个词时，人的思维就会立刻产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可测量的，同时，很多相关词汇会被激发出来。
你一定要接受这个另类的想法，即你的行为和感情有时会受制于你自己甚至都没有
意识到的事件。
那些以老年为主题造句子的年轻人比其他人走得要慢得多。这个实验后来成了经典
案例。
相互联系在联想网络中十分常见。例如觉得高兴时就会微笑，而微笑也会使你感到高兴。拿支铅笔放在齿间几秒钟，有橡皮的一端指向右边，笔尖指向左边。然后拿起笔来，咬住有橡皮的那一端，笔尖指向你的正前方。也许你并未意识到上述活动中有一个动作让你的眉毛皱了起来，而另一个动作却让你的脸上有了微笑。有人曾经让一些大学生给盖瑞·拉尔森(GaryLarson)的漫画《月亮背面》(The Far Side)评定幽默等级，同时要求他们在评级时咬一支笔。那些“微笑着的”学生(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微笑)对这本漫画书幽默程度的评价比那些“皱着眉的”学生高得多。在另一项实验中，那些皱眉的人(眉头紧皱)在看到饥饿的儿童、争论不休的人以及事故现场等令人不舒服的图片时，往往会表现出更强烈的情感反应。
简单地说，常见的动作也会不知不觉地影响到我们的想法和感觉
在一项实验中，受试者按照要求用新耳机听一些信息。他们被告知这项实验的目的是检测音频设备的质量，研究人员告诉他们要不断地摇晃脑袋，以检查设备是否有声音失真的问题，其中一半受试者要上下点头，而另一半则要左右摇头。他们听到的内容是电台的社论。那些点头(表示同意的动作)的受试者往往易于接受他们听到的信息，而那些摇头的受试者则易于否定那些信息。
你的脑海中也可能会突然出现一些问题
对情境进行微调怎么可能产生这么大的影
响呢?这些实验是否表明我们完全任由情境摆布，随时要听从它的指示呢?当然不是。启动思维的影响力虽强，但并不见得很大。
处于认知放松状态时，你有可能心情不错，因此会喜欢你亲眼所见的事物，相信你亲耳所闻的消息，相信你的直觉，感到当时的状态是舒适而熟悉的。此时，你的想法也有可能相对随意、肤浅。当你感到紧张时，你更有可能警惕、多疑，会对手头上的事情投入更多精力，感觉局促，较少犯错，但你的直觉和创造相较平时会下降。
当你指认一个早已见过的词语时，会感到更加放松。正是这种放松使你产生了那种
熟悉的感觉。
系统1让人产生熟悉感，系统2依靠系统1产生的这种熟悉感来作出正误判断。
如果某个判断是基于认知放松或认知紧张作出的，那就一定会造成错觉。任何能使联想机制运行更轻松、更顺利的事物都会使我们心生偏见。想让人们相信谬误有个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断重复，因为人们很难对熟悉感和真相加以区别。
扎伊翁茨声称，这种只要不断重复接触就能增加喜欢程度的现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生理现象，可推及所有动物身上。
要想在一个危机层出不穷的世界生存，一个有机体对新奇刺激应该谨慎回应，随时保持警惕和逃离的状态。若一种动物对新奇的事物没有心存戒备，其生存概率就会很低。然而，如果了解到这个刺激物是无害的，最初的谨慎便会渐渐消失。
曝光效应的产生是因为一个刺激的重复曝光并没有产生不好的影响，这样的刺激最终会成为一个安全信号，而安全的就是好的。显然，这样的观点并不只适用于人类，同样适用于其他物种。
1960年前后，一个名为萨尔诺夫·梅德
尼克(Sarnof Mednick)的年轻心理学家认为他已发现了创新的本质。他的观点虽然简单却很有力:创新与出众的记忆力有关(创新是极佳的联想记忆)。
好心情、直觉、创造力、轻信以及对系统1不断增强的依赖性形成了一个关联群集。悲伤、警觉、怀疑、分析方法以及不断增强的努力程度等因素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好心情使系统2放松对行为的控制:当人们心情好时，直觉和创造力会增强，但也会放松警惕，易犯逻辑性错误这种关联与曝光效应一样，在生理上也讲得通。好心情是事情进展顺利的信号，周围的环境是安全的，卸下防备并没有什么影响;坏心情则说明事情进展不那么顺利，有可能存在威胁，必须要保持警觉。认知放松与愉快的感觉互为因果。
对大脑反应的许多研究表明，系统对违反常态的问题的察觉速度是惊人的，察觉过
程也是微妙的。
按自由意愿行事的体验与物质性因果关系没有什么联系。虽然是你的手捏起了盐但你并不认为这件事与一连串的物质性因果关系有什么联系。你感觉这个行为是由一个“无形”的你做出的决策而引起的因为你想要在食物里加点盐。很多人发现将自己的心灵描述成行为的根源和原因是很正常的。
我们生来就具有区分自然性和意向性的因果关系的能力，而这一能力也解释了宗教信仰的普遍性。他发现，“我们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感知完全不同，所以我们才可能对没有灵魂的身体和没有身体的灵
魂进行想象”
因为人们总是很不恰当地将因果性思考用
于需要统计论证的情景中。统计性思维总
是根据事物的不同类别和总体性质得出个案的结论。可惜的是，系统1并不具备这种推理能力;而系统2通过学习可以进行统计性思考，但几乎没有人接受过必要的相关训练。
有了因果关系心理学做基础，我决心用两个比喻来描述心理过程，几乎不必考虑什么连贯性问题。我有时将系统1比喻成有着某些特性和偏好的媒介，有时又将其看做通过一个环环相扣的复杂模式来表现现实的联想工具。这个系统和工具是虚拟的;之所以用“媒介”和“工具”这两个喻体，是因为它们符合我们对原因的看法。海德的三角形和圆形并不是真正的媒介，只是把它们比做媒介来思考问题更轻松，也更自然。这样做不用那么费力思考。如果按照所发生事情的特点和意图(即两个系统)来描述它，或者有时按照呆板的规律性(即联想工具)来描述它我觉得你(和我一样)就会发现了解思维活动更加轻松。
伟大的喜剧演员丹尼·凯(Danny Kaye)的一句话一直萦绕于我的脑际，从十几岁至今都不曾忘记。谈到一个自己很不喜欢的女人时，他说:“她最得意的姿态是忘乎所以，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仓促下结论。在我与阿莫斯·特沃斯基开始讨论研究统计性直觉的合理性问题时，这句话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我觉得这句话正是
对系统1的功能恰如其分的描述。
在没有清晰情境的情况下，系统1会自行建立一个可能的情境。我们知道这是系统1判断的结果，因为你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了选择，也没有意识到还可能有别的解
释。
当我们对答案不确定时，系统1就根据过往经历去赌一个答案。这种下赌的规则是明智的:最近发生的事及当前情境是作抉择时最重要的因素。如果脑中没有闪现出任何最近发生的事，那更为遥远的记忆便
会呈现出来
系统1不会记得自己放弃的几个选项，甚至都不记得曾有过多种选择。有意识的怀疑需要同时在脑中记住多种互不相容的解释，需要付出努力，而这并不是系统1的长项。易变和怀疑是系统2的职责范围。
这个实验的寓意是深刻的:有系统2参与时，我们几乎会相信所有事情。因为系统1不仅好骗，还容易产生偏见，而尽管系统2掌管怀疑和不信任的大权，但是它有
时很忙，不忙时也很懒惰，总会擅离职守。的确，已有证据显示，当人们劳累或是精力耗尽时，更容易受那些空洞却有说服力的信息影响，例如广告。
我现在对自己的评分行为感到失望和不自信，但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因为它表明现在这个方法比原来的有进步。我先前所感到的一致性是伪造出来的，它使我有了认知放松之感，我的系统2也欣然接受了最后的分数。
我采取的避免光环效应的评卷方法遵循了一个普遍原则:消除错误的关联!为了了解这一原则的工作原理，我们设想一下:向大量观察者展示一些装有硬币的玻璃罐，让他们估计一下每一个罐里硬币的数量。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Surowiecki)在他最为畅销的著作《群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一书中解释道，一个人单独完成这个任务的效果并不理想，但一群人共同作出判断时准确率就很高。有些人高估了硬币的数量，另一些人低估了它，但对所有判断进行平均估算得出的平均值就会趋近于准确值。这种机制很容易理解:每个人都观察着同一个玻璃罐，他们的判断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基础。另一方面，每个人犯的错误都与其他人的错误无关，(在没有系统性偏见的情况下)这些错误的平均值趋近于零。然而，只有在每个人的观察相互独立、每个人所犯错误之间不相关联的情况下，降低错误率的奇迹才能出现。如果观察者持有相同偏见，就算将他们的判断汇总起来也难以降低错误率。允许不同观察者之间相互影响会减少样本量，进而影响小组估值的准确率。
想要从大量证据来源中获取最有用的信息，你应设法使这些来源相互独立。
然而，即使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系统1也能对其产生影响。系统1的信息输入从
未停止。
我们经常考虑不到自己有可能尚未掌握对判断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份证据，却总是认为眼见即为事实。此外，我们的联想系统更倾向于选择已被激活的连贯模式，抑制
怀疑和歧义。
说凉菜“90%不含脂肪”要比说“10%含有脂肪”更具吸引力。很明显，前述每组句子的深层含义都是相同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但人们通常能读出不同的含义，而且觉得自己的所见就是事实。
我们生来就具有判断的能力，只需警一眼陌生人的脸，就能对这个人的两点重要事实作出判断:他有多强势(因此存在潜在的威胁性);这个人有多可信(不管他的用意可能是友好的还是充满敌意的)。脸型为判断提供了许多暗示:方下巴就是强势的信号。面部表情(微笑或皱眉)是对陌生人意图的判断提示，方下巴加上瘪嘴唇也许就预示着有麻烦了。看脸形的精确性不是很高:圆下巴并不代表温顺，笑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伪装的。不过，即使对陌生人作出判断的能力不高具备这种能力也是我们的生存优势。
系统1理解语言，这种理解是建立在一些基本判断基础之上的，而这些判断通常又是在洞察事实和理解信息的基础上作出
的。这些判断包括对相似度和代表性的判断，对因果关系的属性以及对联想和样本的可用性的判断。尽管判断的结果是用来满足任务要求的，但是没有具体任务时
这些判断活动照样也在进行着。
系统1任何时候都可以同时进行多种估算，其中有些估算是持续不间断的常规评估。只要眼睛是睁开的，你的大脑就会对视觉范围内呈现出的立体事物进行评估:这种评估是对这些物体的形状、空间位置和特性等因素的全方位评价。这一评估活动的运行或对违背期望的事物进行持续监督的行为都是无意识的。与这些常规评估不同，其他评估行为只有在需要时才会进行:你不会持续评估自己有多高兴或多富裕，即使热衷政治，你也不会一直不间断地评估总统的执政前景。偶尔的判断是主观自愿的，这种判断才是有意识的。
评价一个人是否有吸引力是一种基本判断
对于有难度的问题，我们总是很难快速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此时系统1就会找到一个相关问题来回答，这个问题比原来的问题更易作答。我把这种回答一个问题而绕开另一个问题的做法叫做“替代”。
'启发式问题”旁就是你绕开原来的问题去回答的那个更简单的问题。
“启发”这一术语是指协助寻找各种难题的恰当答案的简单过程，虽然找到的答案常常并不完美。这个词和希腊语eureka(意为“找到了”)是同根词。
想象有一个装有大理石弹球的瓮，其中有一半的弹球是红色的，另一半弹球是白色的。然后，再想象有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或一个机器人)随意从瓮中取出4个大理石球，记录其中的红球数，再把球放回去，重复这样的做法数次。总结记录结果时，你会发现“2红2白”的结果出现的次数(几乎刚好)是“4个全红”或“4个全白”这种结果的6倍。这一倍数关系是个数学事实。你可以对这种从瓮中反复抽样的结果作出自信的预测，就像你能预测到用锤子砸鸡蛋的结果一样。尽管你无法预见蛋壳破碎的具体细节，但大概结果还是很确定的。两件事的不同之处在于你想到锤子砸鸡蛋时感受到的那种明确的因果联系，在瓮中取样的设想中是找不到的。
系统1并不善于质疑。它抑制了不明确的信息，不由自主地将信息处理得尽可能连贯。除非该信息被立刻否定，不然，它引发的联想就会扩散开，仿佛这条信息就是干真万确的。系统2能够提出质疑，因为它可以同时包含不相容的多种可能性。然而，保持这种质疑会比不知不觉相信其真实性更加困难。小数定律是普遍性偏见的一种表现，即对事物的信任多于质疑。
我们追求模式，相信所处的是一个各方面都相互联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规律(例如6个女婴的顺序)并不只是偶然发生的，它还是机械的因果联系或是人的意志的结果。我们并不期待在一个随机的过程中找到规律。但当探寻到一个可能的规则时，我们就会抛开这个过程是真正随机的想法。随机过程会产生许多序列，以使人们相信这个过程完全是不随机的。如此你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假设的因果关系有进步发展的优势。它是我们从先辈那里继承的一般警觉性的一部分。我们会习惯性地搜寻环境变化的可能性。狮子可能随时都会出现在平原上，但注意到狮子出现频率的明显增长并采取行动则会安全许多即使这种增长只是由于随机过程的波动而发生的。
运动员有时投篮顺手的“事实”普遍被运动员、教练和球迷们所接受。这样的推断是顺理成章的:如果一个运动员连续进了三四个球，你就会不由自主作出判断:这个运动员正处于“投篮顺手”的状态，得分率暂时增加。两队队员都持这种判断--队员也更爱将球传给打得顺手的人对方球队则会用两位防守球员防卫这位进攻球员。然而，对上千个投篮动作的分析结果却十分令人失望:在职业篮球比赛中，无论球是从球场上投出还是从罚球线投出的，根本没有“投篮顺手”这回事。当然，一些球员会比其他球员投篮更准但进球与投篮未中都只是随机的。“投篮顺手”完全只是旁人所见，而且他们太快作出评判了，以至于感知不到随机事件中“投篮顺手”是一个的顺序和因果关系。影响深远的认知错觉。
夸大对小样本的信任只是众多错觉中的一种--比起信息的可靠度，我们会更加注重信息本身的内容，其结果就是我们会将周围的世界变得比数据所能证明的更加简单和统一。在想象的世界中过早下结论比在现实中更有把握。
人们的判断明显受到没有任何信息价值的数字的影响。
系统1试图建立一个将锚定数字视为真实数值的世界
如果一则消息没有马上被视为谎言，那么不管其可靠性如何，它都会对联想系统产生同样的影响。启发实验的主要寓意是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会受当时的环境影响，且这种影响比我们了解或想象的要大。
很多人则发现其结果令人不安，因为它们威胁着我们对中介和自主性的主观感受。如果不相关的大脑屏保能在你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影响你对陌生人的帮助，那你到底有多自由呢?锚定效应也以相似的方式威胁着你。你总能意识到锚定，甚至会对它格外关注，但你不知道它是如何引导和限制你的思考的，因为你不能想象如果锚定改变(或不存在)你会如何思考。但是你应该假设任何一个公开谈判时的数字都对你有锚定效应，如果概率大，你应该抵制(你的系统2)该效应。
计划是为最佳情况设计的方案。当我们预计实际结果时，要避开计划的锚定效应。想想计划出现失误的各种方式也不失为执
行计划的一个方式。
我们问自己，人们在想要估计某类事件的出现频率时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些事件包括“人在60岁之后的离婚概率”或“(是否是)危险的植物”等。我们认为这种自问就是启发法。这些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从记忆中搜寻这类问题的实例，如果搜寻过程既轻松又顺畅，这些事的发生概率就会被判断为很大。我们将可得性启发法定义为通过“实例呈现在脑中的轻松
程度”来判断概率的过程
与其他判断启发法一样，可得性启发法就是用一个问题替代另一个问题:你希望估测某一范畴的大小或某一事件的(发生)频率，但你却会提到自己想到相关实例的轻松程度。问题的替代必然会产生系统性错误。
你可以尽可能地抵制如此之多的潜在的可得性偏见，但那样做会令你身心俱疲。
时刻对偏见保持警惕是件累人的事--但由此便可避免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因此付出努力也是值得的。
自我评估是由事件呈现在脑海中的轻松度来衡量的。轻松地想起某件事的体验比想
起事情的数量更重要。
在列举6~12件事中顺畅性的下降速度显然要超出受试者的预料。结果表明受试者作出了推理:如果我在回想能体现自己果断行事的例子时遇到了超乎想象的困难那说明我根本就不是个果断行事的人。请注意，这个推理建立在受试者未曾料到的情况之上--顺畅性比预期的更糟糕。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复杂的推理。在系统1的基本特征中，其中一点就是这一系统具有设定预期的能力，当现实与预期相悖时它就会感到惊讶。该系统还会提取造成惊讶情绪的可能原因--通常是在近期所经历的各种惊讶体验中找到一个可能的原
因
由此可见，事件在脑海中呈现的轻松程度体现出系统1的启发作用，然而当系统2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时，受试者关注的就不再是提取记忆的轻松度，而是回忆起来的若干事例的内容了。各种各样的证据都指向统一结论，即那些跟着系统1走的人更容易受可得性偏见的影响，比那些警惕
性更高的人受影响的程度更大。
他们进一步表明，对直觉的依赖只是个人品行特征的一部分。他们只想提醒人们能力可以提升我们对自己直觉的信任。
因为上个月发生了两架飞机相撞事件，她现在更愿意坐火车。这真是愚蠢，风险其实并没有真正降低，这就是可得性偏见。
这位执行总裁连续多次成功，因此失败不会轻易在她的脑海中出现。可得性偏见使
得她过于自信。
你一定要接受这个另类的想法，即你的行为和感情有时会受制于你自己甚至都没有
意识到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