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维特根斯坦传

十四岁之前他都安心于这种感觉:天才包围着自己,自己没有天才。日后他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他在清晨三点被钢琴声吵醒。他走下楼,看见汉斯正在弹自己写的一首曲子。汉斯全神贯注,近乎疯狂。他流着汗,彻底投入,全未察觉路德维希的出现。这画面是路德维希记忆中的一幅存照,是天才模样的一个范例。

他不能忍受勃拉姆斯之后的任何东西,即便是勃拉姆斯,他也曾说在其音乐里“我开始能听到机器的声音了”。真正的“上帝之子”是莫扎特和贝多芬。

日后他强调自己童年的不快乐,但在家人的印象里他是个满意快活的男孩子。这-反差无疑是前述他少年时反思诚实的症结所在。他考虑的不诚实并非琐碎的那种--比如偷了东西却否认--而是更微妙的一种,例如对人说某些话,因为那话是受期许的,而非因为那是真话。

要顺从别人愿望的压力已成了同样外在的和内在的。担负着这种压力,他听任大家认为,他天生爱好的是可训练他从事父亲的钟意职业的技术性事务。私下里他觉得自己对工程“既无感觉也无天分”;但在这种情形下,家人则很合理地认为两样他都具备。

这段关系以及与同学相处的困难,对他起到的作用似乎是加强了他早先反省中暗含着的追问和怀疑的性情。他在宗教知识上拿了高分,这事不仅反映出牧师比学校教师更宽厚,也反映出他自己日益增长着的对基本问题的关注。他在林茨时期的智性发展得益于这种怀疑的促动,远胜过得益于学校能教给他的东西。

他八岁时问自己的问题是由一种康德式的绝对律令回答的:一个人应当诚实,就是这样;问“为什么”是不恰当的,不能回答。进一步,所有其他问题的提出和回答必须在这个确定的限度之内:真实于自己是不容违背的责任。

决心不隐藏“自己之所是”成了维特根斯坦总体人生态度的一个核心。这一点正是驱使他日后对自己没做到诚实的时刻作一系列忏悔的推动力。

叔本华自己的形而上学是康德形而上学的一个特殊变体。和康德一样,他认为日常世界(即感觉世界)只是表象:但跟康德不同康德坚持本体实在是不可知的).他把伦理意志的世界认作唯一真正的实在。这样的理论为上述卡尔·克劳斯的态度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学对应物--它是对如下看法的哲学论证:“一个人是什么”这个生存性的、“内在”的问题,比发生于“外在”世界的事情更重要。直到开始学习逻辑、服膺而接受了弗雷格的概念实在论之后维特根斯坦才放弃了叔本华的观念论。但即便在那之后,在写作《逻辑哲学论》的一个关键时期他又回到了叔本华,那时他相信自己达到了观念论和实在论的一个契合之点。

天才的意识是最远离涵拟阶段的:“它具备最强最清澈的明确和清晰”。天才具有最发达的记忆力,具有形成明确判断的最强大能力,因此对于真假好坏的差异有着最精细的感觉。逻辑和伦理根本上是一回事:“它们无非是对自己的责任”。天才“是最高的道德,因此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性的吸引随身体的接近而增加,爱则在爱人缺席时最强。真正说来,爱需要分离需要一定的距离才得以保持。——魏宁格

维特根斯坦在中小学时期的智性发展就说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一发展首先受哲学反思的激发,又(在格特的引导下)通过阅读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而注入了养分。

赫兹在《力学原理》里处理的问题是如何理解牛顿物理学用到的神秘概念“力”赫兹提出,面对这个问题,不应该直接回答“什么是力”,而应该不拿“力”当基本概念而重新表述牛顿的物理学。“消除这些折磨人的矛盾之时,”他写道,“并非是力的本质问题得到了回答,而是我们的心智不再苦恼,停止追问不合法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近乎逐字逐句记住了赫兹的这段话,他常常援引它来描述自己对哲学问题和解决哲学问题的正确途径的观念。如我们所见,对他来说,哲学思考始于“折磨人的矛盾”(而非罗素式的对确定知识的渴求);其目标总是解决那些矛盾,用清晰取代混乱。

这是一个各种兴趣和义务相互竞争的时期。对父亲的责任感迫使维特根斯坦坚持学习工程,而且他对一门还年轻的科学(航空学)产生了兴趣。但他日益发觉,哲学问题--几乎违背自己的意志--紧紧抓住了自己。受到哥特弗里德·凯勒日记的启发,他开始在笔记本上用日期条目的形式写下自己的哲学思索。

1908年春,19岁的维特根斯坦--压抑着自己对哲学问题日益增长的关切--来到曼彻斯特从事航空学研究。看来,他的打算是建造自己设计的飞机,最终让它飞上天。

阅读罗素的著作,后来证明是维特根斯坦生命中的一个决定性事件。

虽然随后两年继续航空学的研究,但他越来越着迷于罗素讨论的问题,工程工作做得越来越无兴味。他已找到了一个能令他全神贯注的题目,就像哥哥汉斯弹钢琴时那样专注;在这个题目中,他可以指望自己作出不只值得去作的贡献,而且作出伟大的贡献。

维特根斯坦仍然认为自己对航空工程既无天分也无感觉,但还是坚持设计和建造飞行器引擎的努力。

他对自己不得不投身于工程工作的总体性烦躁,其程度由于这差事要求精度的本性而增强了,巴姆伯回忆道:“他神经质的脾气使他极不适合搞这种研究”
……·事情不对头时--这是常有的事一他就跺足捶胸、喋喋不休地用德语咒骂。

他是个正被浪漫抓住的男人,比从前和以后都更能欣赏人性中非理性和情绪化的一面--甚至到了接纳一种超验神秘主义的程度

由于罗素的鼓励,他能够最终放弃了工程学,扫除了“那个背后的声音:他在这世界里是多余的”

他在维特根斯坦身上看到了“完美的学生”,这种学生“用强烈且非常聪明的异议表达热烈的钦佩”

罗素日益认同维特根斯坦,日益在他身上看见一个同道心灵,看见一个把一切力量和激情都投注在理论问题上的人。“这是罕见的激情,发现它是快乐的事。”甚至“他对哲学具有比我更多的激情;他的是雪崩,相形之下的我似乎只是雪球”罗素的描述中再三出现“激情”:维特根斯坦(跟罗素自己一样)“在最高等级上”具备的“一种纯粹的激情

他的性情是艺术家式的,直觉的,喜怒无常的。他说自己每个早晨怀着希望开始工作,每个夜晚结束工作时却伴着绝望-当他不能理解事物时,他生出的正是我生出的那种愤怒。

我对他有着最完全的智性上的同情--同样的激情和热切,同样感到人必须要么理解要么死,以及打断思考的极度紧张状态的突然蹦出的玩笑。

维特根斯坦鼓吹要诚实,显然他并非在为不道德辩护的意义上憎恨道德规范。他辩护的是一种基于忠实、基于真实面对自己及自己的冲动的道德--一种来自于自我内部的道德,而非规则、原则和责任从外部强加的道德。

罗素的鼓励之所以是必需的,恰是因为他能由此而克服这怀疑,快乐地听从自己最强烈的冲动。罗素鼓励他做哲学工作后他身上立刻发生的变化令家人吃了一惊。他自己在这个学期末告诉罗素,他生命里最快乐的时光是在罗素的屋子里度过的。但快乐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得以听从自己的冲动,还在于他确信--既然他有非同寻常的哲学天赋--自己有权这么做。

如果这样猛烈的倾注只产生出平庸的作品,维特根斯坦还会觉得那是“应当去做的那种人”吗?他隐含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最强烈的冲动是作曲,而且如果完全沉溺于这冲动能够写出崇高的音乐,那么他不只有权听从冲动而行动,他还背负着这么做的责任。

没有任何东西能与给予人冷静洞见的激情相比拟。我最好的工作大多是得了悔恨的启示而做出的,但强大的激情也一样能做到。哲学是一位不情愿的女士--只有激情之手握住的冰冷的剑,才能触到她的心。

维特根斯坦把一个严格的逻辑心灵和一个冲动的、着了迷的本性结合于一身。

他承认,如果没有物,那么除了他自己没有人存在;但他说这并无害处,因为仍然能把物理学和天文学和所有其他科学解释为是真的。

由于其音乐感受力和安静的性情,品生特是维特根斯坦的一个理想伙伴。

他正在这儿攻读哲学,但只是刚刚开始系统阅读:他表达了最天真的惊讶:所有他曾无知崇拜的哲学家归根结底都是愚蠢和不诚实的,并犯下了恶心的错误。

费特根斯坦几乎没有业余爱好,这很能解释他的孤独。人的生长不能全部扎根于像学位考试那样大而重要的事情。但他相当有趣和讨喜:我想他现在已完全克服了他的病。

[他]然后接着说,没失去灵魂的人是多么少。我说这依赖于有一个真心追求的大的目标。他说他认为这更依赖于痛苦和承受痛苦的力量。我很惊讶--我没想到会从他那里听到这类东西。

余生他都一直把“绝对安全”的感觉当作典型的宗教经验。

我认为它有助于我摆脱Sorge(烦恼,焦虑)(在歌德的第二版《浮士德》用这个词的意义上)。

“这真的很惊人,我竟然渐渐觉得学问的世界不真实,”他写道,“数学完全淡出了我的脑海,除了某个证明猛地把它送回来的时候

正是在这个“极短时期”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分析上有了非凡的进展

他具有看出什么是真正重要问题的极棒的能力。

白天,他们骑行、在乡间村口探访,晚上维特根斯坦教品生特数理逻辑,品生特发觉那“格外有趣”--“维特根斯坦是非常好的老师”

而他已经在若干问题上令我的想法完全改变了。——罗素

乡村的新鲜感--完全不用考虑节约的新鲜感--刺激感以及一切--这一切合起来使这次度假成了我有过的最奇妙经历。它几乎留给我一个“神秘-浪漫”的印象最大的浪漫在于新鲜感--新鲜的环境-等等,无论什么反正是新鲜的。

他突然站住了,说我们度过这个下午的方式是如此败坏,我们不应该这么活,至少他不应该,他说任何事都不可忍受,除了创造出伟大作品或欣赏别人的伟大作品,说他一事无成而且永远成不了,等等--他说这一切时都带着一股几乎把人击倒的力量。他让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咩咩叫的羔羊。——罗素

维特根斯坦]非常激动地努力诱导他读一些精确科学的好书,去看看诚实的思想是怎样的。

维特根斯坦在讨论中说了自己的观点:就他所知,宗教经验在于摆脱烦恼(即他跟罗素提过的Sorge),宗教经验的后果是给予人不在乎会发生什么事的勇气(因为没有什么能发生在有信仰的人身上)。

哲学被定义为一切这样的原始命题:未得到各种科学给出的证明,它们就已被设定为真。

奇怪的是音乐在教化人这件事上做得那么少--音乐太孤立、太激情、离语词太远。

对于广泛地探索世界,他没有充分开阔的好奇心,或充分的愿望。这不会毁了他的逻辑工作,但会使他一直是个非常狭隘的专家

那时连他的哲学注意力也在朝那个方向移动--离开逻辑分析的“狭隘”,走向一种更广泛的物理学、心理学和数学的综合。

在没有清晰的论证,只有需加以平衡的不确定的意见、或需加以对照的不充分的观点的地方,他没什么用;他残忍地对待雏形理论,那种残忍是唯当理论发育完毕后才能经受的。结果我变得完全缄默了,即使谈的是工作。

这种书的最坏的地方,”书评的结尾写道,“是使有判断力的人生出对逻辑学习的偏见。

罗素对奥特琳提过的一个观点:
我相信,有一种数学家比从事哲学的多数人具备多得多的哲学才能。迄今被吸引到哲学上的多数人是热爱大的普遍原则的人,但那些原则全是错的,所以具备精确心智的人很少从事这个学科。很久以来我都梦想创立一个具备数学心智的哲学家的大学派,但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做成。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问题上的专注是彻底的。它们不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全部。

罗素愈来愈容易在维特根斯坦身上看到放大了的他自己的缺点--他觉得,对着维特根斯坦就知道了别人对着他时的感觉。“他困扰我就像我困扰你”,他告诉奥特琳:
看着他怎样令我烦躁和沮丧,我渐渐知道了我怎样令你烦躁和沮丧的点点滴滴:而同时我爱他,欣赏他。而我也困扰他,就像冷淡时的你困扰我。这个平行的对应奇妙地全然紧密。他不同于我就像我不同于你。他更清澈,更有创造性,更有激情;我更宽广,更富同情,更健全。为了对称我夸大了这一对应,但这有点意思。

他想把维特根斯坦的缺点视作“逻辑学家典型的”缺点:“他的缺点正是我的-总是分析,追根究底,试图抓住感觉就在眼前的东西的严格真理。我明白这很累人而且令情感失去活力。”

他已经请了我去听晚上的一个音乐会,但他没去,我就害怕他会自杀。不过后来我在他屋子里找到了他(我离开了音乐会,但起先没找到他),我对他说,对不起我发了脾气,然后安静地谈他能怎样改进自己。

它全是流淌出来的,”5月8日他快活地写信给奥特琳,“它全在我脑子里备好了,我的笔有多快就写多快。我感觉快乐得像个国王。

我确实相信,哲学的泥泞沼泽终于结晶出一种严格的逻辑理论--哲学里唯一人类可能知道点什么的部分--形而上学(等等)受制于完全缺乏凭据。(逻辑确实是全部哲学。其他宽泛地列于哲学名下的所有东西,要么是形而上学--缺乏凭据它是无望的--要么是自然科学,例如心理学。)

1913年维特根斯坦需要的(或觉得自己需要的)是孤独。

所以他并未完全脱离跟人的接触。但他-也许这是最重要的--离开了社会抛开了布尔养亚生活强加给人的义务和期待--无论是剑桥的布尔乔亚生活还是维也纳的布尔乔亚生活。他对布尔乔亚生活的恐惧,部分源于这种生活强加给人的人际关系的肤浅本性,但也部分源于这个事实:面对布尔乔亚生活时,他自己的天性把一种几乎无法忍受的冲突强加给他--必须抵抗那种生活和必须顺从那种生活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身处这智性创造顶峰的兴奋中时,他发觉解释自己认为已搞清楚而且已妥为论证的要点是特别可厌的。

过去几周我过得极糟糕。(我的维也纳
“假期”的结果。)每天,我轮流受到一种可怕的Angst的折磨和沮丧的折磨;即便在间隙中我也筋疲力尽,无法设想做一点工作。这种恐怖超过了一切可描述的精神折。直到两天前我才能在地狱的号叫之上听到理智的声音,我又开始工作了。也许我现在好一点了,能做出点体面的东西了。但我永远不曾知道,感觉自己离疯狂仅一步之遥意味着什么。--让我们盼望最好的结果!

虽然维特根斯坦是个爱国者,但他入伍的动机不只想保卫祖国这么简单。他姐姐赫尔米勒认为,此举关乎的是“一种强烈的愿望:让自己经受一点困难的事,做一点跟纯粹的智力工作不同的事”。入伍关乎他一月份以来强烈感受到的一种愿望:“转变为一个不同的人”。

维特根斯坦觉得直面死亡的经验将以某种方式改进自己。可以说,他走向战场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他自己.

我们的研究是一种语法研究。这种研究通过排除误解来阐明我们的问题。这些关于词的用法的误解，除了其他原因，是由不同语言领域的表达形式之间的某些类似引起的。

维特根斯坦曾以奥古斯丁对“什么是时间”这个问题的困惑为例，来说明他的观点。奥古斯丁说:“怎么可能测量时间?人们不能测量过去，因为过去已经消逝。人们不能测量未来，因为未来还没有到来。人们也不能测量现在，因为现在没有广延。”通常一说到“测量”，我们指的是对某个空间距离的量度，比如说测量一张桌子的长度。桌子是物理空间中的物体，而时间显然不是。那我们如何能在这种意义上把“测量”一词应用到时间这个概念上呢?通过语法分析，维特根斯坦指出奥古斯丁的问题正在于他混淆了“测量”这个词的具体用法。也就是说，把“测量”应用于桌子不同于把它应用于时间。虽然表面上“测量桌子的长度”与“测量时间的长度”具有相似的表达形式，但前者是符合“测量”一词在这一具体使用中的深层语法的，而后者则不是。

很多哲学问题的产生，如奥古斯丁关于如何测量时间的困惑，正是源于哲学家们仅仅将语言的表层语法看作语言使用的唯一准则，而忽视了语言游戏的复杂性和变化性。就像“时间”虽然是个名词，根据表层语法规则，名词都是可以作主词的，因此我们似乎理所当然地可以去问“时间是什么”，而这样一问就好像确实存在时间这样一种实体了

这并不是说语法规则就总是现成的、清晰的或确定的，好像我们的语言活动是严格地按照某种精确的规则所进行的演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语法是不明确的，因为归根结底，我们要遵守的那些规则只是任意的约定。

过去几周我过得极糟糕。(我的维也纳“假期”的结果。)每天,我轮流受到一种可怕的Angst的折磨和沮丧的折磨;即便在间隙中我也筋疲力尽,无法设想做一点工作。这种恐怖超过了一切可描述的精神折。直到两天前我才能在地狱的号叫之上听到理智的声音,我又开始工作了。也许我现在好一点了,能做出点体面的东西了。但我永远不曾知道,感觉自己离疯狂仅一步之遥意味着什么。--让我们盼望最好的结果!

事实上,一种新续了元气的肉欲伴随着他做逻辑工作的新续了的能力。上面引用的那段几近欢呼的话的下文是:“我感觉比以前更有肉欲。今天我又自慰了。”两天前他记录,自己三周来第一次自慰,期间几乎完全没感觉有性欲。他记下自己的自慰之事--虽然明显不引以为傲--并无自诫之意:只是相当事务性地记录下来,就像记录健康状况一样。他的日记似乎揭示出,自慰的欲望和工作的能力是互补的迹象:他在完整的意义上活着。几乎可以说肉欲和哲学思想在他身上难分难解--激情勃发在身体方面和精神方面上的显现。

按照尼采的观点,这种对现实的憎恨,以及此种憎恨引出的“需通过上帝的爱得到拯救”的观念,其来由如下:“对痛苦和刺激有极度的感受力,根本不想再'碰’它们因为对每一次触碰都感受得太深切……对疼痛--即便是无限小的疼痛--的恐惧!不能终止,除非在爱的宗教里。

虽然尼采对基督教的敌意“强烈触动”了维特根斯坦,虽然感到不得不承认尼采的分析里有一点真理,但他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基督教确实是通往快乐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基督教是否为真”,而在于基督教是否提供了一点帮助:帮助我们对付一种原本不可承受、无意义的存在。

用威廉·詹姆士的话说,问题在于它是否有助于医治“患病的灵魂”。这儿的“它”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践行、一种生活方式。这一点尼采讲得很透。
想在一种“信仰”里、或说在靠上帝得救的信仰里看到基督教的独有特性,这错到了荒谬的地步:只有基督教的践行,只有死于十字架前的人过的生活,才是基督教的……·甚至在今天这样的生活也是可能的,对特定的人甚至是必须的:纯正的、原初的基督教在一切时代都是可能的……不是信而是做,最重要的是不做许多事,一种不同的存在……意识状态、任何种类的信仰(例如坚持某些事为真)--每个心理学家都知道--这些东西跟本能的价值相比只是无关紧要的和等而下之的……把“是一个基督徒”(即基督徒性)简化为坚持某些事为真、简化为单纯的意识现象,意味着否定基督徒性(Christianness)。

宗教的本质在于情感(或照尼采的说法,本能)和践行,而非信仰,这个观念在维特根斯坦此后对这问题的思考中一直是个恒常的主题。对(这个时候的)他来说,基督教是“通往快乐的唯一可靠的途径”--不是因为它应允了一种死后的生活,而是因为在基督的言谈和形象里,给出了可供效仿的、使苦难可承受的一个范例、一种态度。

看上去,承受工场里的生活无需神的协助。

我的思想累了。我没精神看透事物,而是呆板地、无生气地看。仿佛一簇火焰熄灭了,我只能等待,等它再自己烧起来。

哲学方面,1915年的前三个月几乎完全荒芜。在其他方面维特根斯坦同样感到死寂,反应迟钝。(但令他困惑的是,在对任何别的东西都没感觉的时候他却能感觉到性欲、想自慰。)2

毫无疑问,哲学反思和对世界作形而上学解释的最强烈冲动,来自对死亡的认识,以及对苦难和生活之悲苦的考虑。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只有死亡给予生活意义

与其说我周围的人是低劣的,不如说他们狭隘得吓人。所以几乎不可能和他们一起工作,因为他们永远误解。这些人不是愚蠢,而是狭隘。在他们的领域里他们足够聪明。但他们缺乏品质,从而缺乏宽度。